公益导航研究团队 益导航 2016-09-19

第二期“互助学习”分享会现场

2016年7月28日，有幸邀请到有10年公益行业从业经验，6年行动研究实践经验的李敏做关于“行动研究和NGO实践者知识生成”的分享。李敏的分享采用理论加案例的形式展开，具体的案例将行动研究的概念、夏派研究行动实践和实践者知识的对外交流与分享三部分内容变得更加鲜活，也让参加分享会的嘉宾对行动研究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行动研究的不同理解

李敏认为，对于行动研究有以下四种不同类型的理解：

第一种是学者对于实践者知识的研究，最终的成果多见于文章和出版物，至于研究成果是否指导实践，学者和实践者的互动关系以及实践者在实践中的作用都无从考究；

第二种是通过实践者在社区行动中应用从国外引进的发展框架（如，妇女参政议政框架、生计框架、社会影响力框架等），通过实践者的干预项目操作，增加实践者对发展框架的理解，修改和完善这类框架，推动本土化。其首要目标是完善知识体系，指导实践，遗憾在于这类行动研究往往见事不见人，关注不到实践者自身带到行动中知识，如资源和在行动过程中面对的具体困难、如何克服等，大量行动中的经验被遗漏。

第三种行动研究是将研究与行动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增加研究和实践之间的合作。在这一理解层次，李敏提到了两个案例：一个是苗族流动人口传统文化传承项目，这个项目的行动主体是学者类型的实践者，从研究项目入手，深入调查苗族文化在流动过程中的传承状况，同时设计一些干预性小活动以助力调研。在实施小项目过程中，研究者实地感受和了解苗族打工群体之间的内部关系、组织资源和运作状况。研究最终落脚于设计苗族文化传承的干预活动，如苗语、苗歌、苗绣等文化形式日常练习和传承、节日大聚时苗乡会的文化竞赛。这个项目最终推动苗族流动群体带着文化自觉和自信融入城市，并以群体形式从流出地政府获得公共服务和支持等。第二个案例是苗族拾荒流动妇女群体项目，这个项目是以研究者+实践者的团队合作形式开展，实践团队开展生计支持、提供服务等项目活动，研究团队负责开展研究，对拾荒群体的家乡生计情况、流动历史，并过程性跟踪研究实践者的项目是否满足拾荒群体的需求等。实际操作中，研究者和实践者两个团队合作困难重重，存在巨大鸿沟，如研究者觉得实践者并非社工专业出身，对实践者能力提出很多质疑；实践者在行动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研究者回应太过理论和抽离具体场景，无法实质协助到实践者。

第四种是朝向社会改变的行动研究，这也是李敏个人比较推崇的行动研究。由台湾辅仁大学夏林清教授带领学生及一批社会实践者，与台湾底层社会民众共同合作，探索出的一条能够改善底层群体生活空间，改变不公平社会结构的行动研究实践路径。夏派行动研究认为行动者即研究者，行动研究是实践者对其自我、自我所处之社会位置、情景、关系脉络、社会政治经济的环境结构、自己在某一社会情境下的行动、以及/或对自己行动所产生之变化/影响所进行的自主研究。

实践者的知识产出

行动研究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好的实践者。在行动研究中，实践者需要产生怎么的知识，又对实践者有何意义？

首先，产生在地实践脉络的知识，回到实践，能为实践服务。李敏分享了一个她作为读书会组织者的角色，学会组织、带领和协作读书会并且让读书会更加贴近实践者的行动过程。在这个小的行动研究中，李敏的知识产出是各合作方关系位置的辨认，如何强化自身协作者能力的方法，调整过后，其后的读书会组织过程就更加顺畅。这样的行动研究知识产出直接能够落实在具体的行动实践。

其次，是能够和自己的服务对象之间传递、交流，提升实践质量的知识。她用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梁军老师对于行动研究知识的解读——“实践者也需要拥有“自己的语言”：一种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人人都能听得懂的“大白话”。而这种知识和语言，只能在不断地学习和实践中产生。”所谓深入，就是实践者对自己的实践领域知识要有充分的了解；所谓浅出，当面对服务对象时，要能够转化成符合服务对象的认知和语言习惯的表述方式。梁军老师在社区开展婆媳论坛，和村民讨论周山村的婆媳矛盾的核心问题在哪里，在这样的生活场景中村民的表达方式和语言习惯等最终都被排成戏剧在村庄的舞台上表演。这样的知识产出能够协助服务对象在认识问题，反思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上有提升。为服务对象提供支持，但不越位，不是服务与被服务，让服务对象更加没信心的关系，而是协助服务对象在自己的生活场景中作为越来越对改变自己生活和处境有信心的人。

第三，是提升实践者能力，增加实践者反思性和行动力的知识。行动研究能够产出让工作者辨识差异性，增强与他人建立关系能力，并且让实践者觉察自己看待问题和世界的方法，觉察自己的行动局限，协助行动者更有行动力。实践者唯有直面自己打包搁置的情绪，直面行动中自己的尴尬与无力，在伙伴的协同帮助下，觉知和放下自己的防御，才有可能提供机会给自己和他人，让他人协同自己前进。


行动研究对实践者的意义

行动研究首先能够逼迫实践者对自己的行动更加负责任。行动研究有效性的检验来自于对自己行动后果的检查，定期检验自己的行动目标、手段和结果是否一致，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通过对实践过程紧密跟踪与判断，随时辨清情景变化调整自己的行动策略。

行动研究能够让行动者越来越有主体性，越来越有能力辨识自己的行动方向，更加脚踏实地。行动研究将焦点落在实践者自身，尊重实践者自己的实践脉络，紧贴实践者的实践场域和行动，尊重实践者的差异。实践者在行动中的成长，逐步探索出的道路就是立足本土的经验和行动方向。

实践者知识的对外分享

李敏将自己多年行动研究成果公众传播经验跟参与分享会的嘉宾进行分享。

实践者的行动研究成果多以行动研究报告或者案例报告的形式呈现并向外传播。在做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报告一定要回到实践者本身，回到发展工作本身。案例故事要去机构烙印和项目化，凸显关键观点；尤其是面向大众传播，有意将项目故事化呈现，利用可视化表现形式可以使报告可读性更强。

思考与讨论

李敏将自己多年实践经验与到场嘉宾分享之后，也有嘉宾针对分享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李敏对嘉宾问题的回应和互动将分享的内容更加深化。现挑选其中一二与读者朋友共享。

第一个问题：大家把焦点放在辨识行动研究对于学者的意义。在场的一些学者提出学者的研究需要符合学术规范，需要价值中立。而行动研究的报告更像个人故事，强烈的价值。通过对话，大家认识到，这些看似是故事的叙事就是NGO行动者需要的知识质地，不脱离具体实践场景，培养行动力和反思力能力，积累服务于群体的知识等。基于学者的现实需要，如发表论文，行动研究对于学术界处于边缘的位置。行动研究对于NGO工作者的意义更为重大。

而实践者的知识得到认可和尊重也需要NGO同仁去努力创造。

第二个问题是基于李敏案例分享的脉络，知识生产过程的主体仍然是公益机构和学者，而看不到社区居民的位置。泰国社区的行动研究大多是由社区居民自己来完成，研究者和公益机构作为辅助性角色为社区居民提供方法和工具，并为社区居民自己创造出的成果和知识进行外部传播，赋权的层次更高，并且能促进社区知识资本的积累。中国行动研究进入社区层面的时候，学者的作用体现在哪里？是逐渐淡化还是作为行动研究工具的提供者？行动研究最终只能依靠行动者么？其他可参与的社会角色都有哪些？这个问题也留给读者朋友，如您对此问题有回应或者对行动研究有其他见解，欢迎通过留言台与主讲人探讨。  （王静整理）